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很想搞清楚，但很不容易搞清楚，甚至有点越来越说不清楚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科学”这个词来自西方，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科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二，“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眼光看待它、在中国特有的语
英文的ｓｃｉｅｎｃｅ，法文的ｓｃｉｅｎｃｅ，德文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它们都来自拉丁文的ｓｃｉｅｎｔｉａ，但或多或少有所转义。拉丁文的ｓｃｉｅｎｔｉａ继承了希腊文ｅｐｉｓｔｅｍｅ的含义，其意思是“知识”、“学问”。出自它的各个欧洲语种的相应单词，都禀承了这个义项，但又或多或少有所偏离。英文偏离最多，ｓｃｉｅｎｃｅ通常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英文里有另外一个专门的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而是指像物理、化学这样一些“自然科学”（ｎａ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法文和德文偏离得少一些，其中德文基本上保存着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一样的意思（从构词形式上与英文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完全一样），并不特指自然科学，也包括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因此，我们可以说德文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比较好地保存了希腊文ｅｐｉｓｔｅｍｅ和拉丁文ｓｃｉｅｎｔｉａ的原始意含。
至此，我们便提出了西文语境下的两种“科学”概念：广义的科学指“知识”、“学问”，可以用德文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来标志，狭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可以用英文的ｓｃｉｅｎｃｅ来标志。在今天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长期隔绝、互不理解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以为这是两种“自古以来”就并列发展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野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也是在这种分野的过程中，“科学”狭义化成为“自然科学”。狭义的科学与广义的科学虽然有区别，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虽然有区别，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即都出自希腊的知识传统也就是广义的科学传统。正是这个共同的知识传统，将西方广义的“科学”，与非西方的，比如中国的知识、学术、学问区别开来。因此，在西方语境下来谈“什么是科学”，至少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近代以来分化开来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近代的自然科学与古代的希腊科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第二，它们共有的希腊知识传统与非西方比如中国的学问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们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便大体搞清楚了广义“科学”的基本含义；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便能大体明白狭义“科学”的基本含义。
先来考虑第二个问题：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希腊知识传统与中国学术传统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们用“科学”指称希腊知识传统，是因为这个传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全人类共有的知识传统，而是相当特别的学术类型。把它放在与中国学术相比较的位置上来看，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出它的特别之处来。我愿意指出两个主要的区别。从学问的目标上讲，希腊学术追求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确定性知识，而中国学术追求生生不息的动态生活“之中”的实践智慧。希腊学术有很强的知识论传统，而中国学问是知情意合一的。希腊科学对于确定性知识的追求是通过发掘“观念”的“内在性”来实现的，这种观念的内在性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所以，希腊科学也被称为理性科学。“理性”是西方广义科学传统的关键词。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可以从做学问的方法上考虑，希腊学术强调学者独自展开真理的历程，并且在这种展开之中相互批判、相互质疑，而中国学术则强调面向经典、“述而不作”，强调不同经典诠释者之间的“和而不同”。
从这两个主要的区别中间，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广义）科学的品格：对严格的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对内在固有的理路即理性世界的开掘，对批判、质疑、论证的推崇。这些品格也为西方狭义科学所继承，勿宁说，西方狭义的科学最突出的展示了这些品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科学传统的统一形象和总的规定性：推理、论证、证明、演绎，是西方科学（学术）突出的方法特征。无论是中世纪的经院神学，还是现代的文艺批评、政治学说、法学理论，都禀有这些特征。近世哲学大家康德说：“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做科学……只有那些其确定性是无可置辩的科学才能成为本义上的科学；仅仅只是具有经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称之为学问（Ｗｉｓｓｅｎ）”（参见本书康德选文），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广义的科学概念。许多德国哲学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反而认为自然科学不够“科学”，而他们自己所倡导的哲学比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再来考虑第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益分化开来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希腊科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作为近代以来从广义科学母体中分化开来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它们与希腊科学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程度的区别。联系的方面表现在，它们都继承了上述广义科学的一般品格：挖掘研究对象的内在理路，研究者之间相互质疑相互批判。它们与古典科学基本的分野则在于：它们不再是博通之学，而是专题化的“研究”。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文科学面对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科学面对物质世界。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人文科学主要面对经典进行“文本诠释”，而自然科学走上了“数学＋实验”的实证道路；前者追求历史性解释，后者探索因果性说明。
近代自然科学继续希腊科学“探索内在性”的伟大事业。近代科学先驱们发现，自然界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的世界，因此，探索自然的“规律”是人类理性能够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的自然科学是对希腊理性科学的发扬光大，是把理性的“内在性逻辑”推向了一个极致。但是着眼于因果性规律的近代科学，也把理性片面发展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因而受到广泛的质疑，认为背离了希腊理性的完整性，而导致了片面的理性。这是近代自然科学与希腊科学的重大区别。
近代自然科学不是希腊意义上纯粹的科学，而是功利性、求力型科学。它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人类对于周围环境的掌控能力、按照人类自身的意志制造一个人工的生活环境为目标，因而它重视外在经验，重视有系统设计的、可重复的实验方法。它对数学的运用并不只是推究“道理”，而是将世界纳入可计算的网络之中，因而本质上受制于“控制”和“征服”的意志。正是由于征服和控制的意志要求“效率”的原则，使得近代西方的学术走上了分科化的道路，不仅自然科学脱颖而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陆续按照分科化的原则建立起来。自然科学通过技术，最醒目地实现了近代求力意志，因而成为近代的显学，人文科学则相对受到冷落。
西方的广义的科学为何会有与中国的学术如此不同的特征，为何西方近代的科学会显现出与古典希腊科学如此不同的特征，我在“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４期）一文中有过初步的解释。我认为，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它们各自的基本人文理念和人文构架有关。所谓“人文理念”是由人性理想（人）和教化形式（文）共同组成。西方人文理念是“自由”，而教化形式是“科学”，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性理想是“仁”，教化形式是“礼”。正是“自由－科学”和“仁－礼”的不同，导致了学术传统的不同。近代科学之所以与古典希腊科学不同，也是因为“自由”的理念本身发生了变化。
中国人系统引进西学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动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夷之长技不外乎“坚船利炮”，所以第一代出国留学者学造船学兵器者居多，但后来发现，夷之长技不仅是“坚船利炮”，更有支撑坚船利炮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初被译成“格致学”，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被正式定名为“科学”。这个译法来自日本，取“分科之学”的意思，以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史学不分的博通之学。
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中文“科学”概念，特指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作为“坚船利炮”之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既不包含西方的人文科学，也不必然指涉希腊的纯粹理性科学。由于强调其“求力”特征（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的蛮力印象最深），强调其功利性特征，所以在汉语使用中“科学”与“技术”往往放在一起合称“科学技术”或“科技”。我们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讲“科学”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科技”。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中国人也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古代也有“科学”，只是不够发达而已。中国古代确实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实用型知识，以解决和安排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但这些知识与西方的“科学”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一个知识类型。
这个情况当时就被有见识的中国人注意到。梁启超指出，中国人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是“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他还说，“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学灯》１９２２．８．２３）近一百年之前的这种局面，今天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这本“科学读本”就是想正本清源，让西方思想家来讲述何谓“科学”，以纠正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形象。
前几年我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过一本《大学科学读本》。在那本书里，我基本上使用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文章，用以说明自然科学的内在统一性，给读者提供科学的总体面貌；让科学家现身说法，见证科学的人文本性。现在编的这个读本，目标是正本清源，突现西方思想史背景下的“科学”观念，所以选取的都是哲学家的文章。这些哲学家，或者是西方广义或狭义科学传统的缔造者，或者是科学传统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们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科学的真相，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西方科学观念的图像。
（本文是“西方正典”丛书之一《西方正典・科学２０讲》的序言，该书将由北京新华立品图书有限公司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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